自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规定，设立国资委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以来，十年间，我国国企改革不断深入推进，取得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国企改革依旧在深化进程中。根据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的协议，我国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金融与现代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建森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将会不断深化，应在市场化上下功夫。
　　市场化是方向
　　张建森表示，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的基础，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情决定的，随着国企改革进程的推进，每个国企的改革推进程度不同。而现阶段国企改革的难点在于国企的非市场化。首先表现在国企在组织结构上的非市场化。国企领导人多数是有组织任命，而不是市场中聘用，这就很容易在经济行为中的出现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其次，国企的经营行为的非市场化。即国有企业不仅控制着绝大部分自然垄断性的行业，而且还在很多资源禀赋条件优越、利润率高的竞争性行业占据主导地位。国企在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占据垄断地位这就决定了它的独特优势，是一般民企无所相比的。
　　第三，国企在资源的获取上的非市场化。国企占据着矿产、土地等资源、能源优势的行业，这也是国企最大的硬伤。在资产、资本运作时候往往是通过行政手段，比较容易的获得这些特权。
　　第四，国企在利润分配上的非市场化。在市场经济下，任何企业都是实行股东分配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而国企的性质是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而显然全民并不能从国企利润中直接获得红利。
　　“今后国企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如何促进其市场化。”张建森说。
　　国企的自然垄断性一直为社会“诟病”，国企改革应如何布局和以何种方式存在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张建森认为，垄断不是国企的最大问题，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同样垄断着行业或者某一领域。我们国企的问题在于政企不分，没有应对垄断的监管机制。《反垄断法》为其提供法律保障，未来应加强实施力度，有效的执行。
　　改革不能“一刀切”。张建森建议辩证的、有步骤的深化国企改革。对一些非国家命脉的行业、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而且操作也比较容易，因为现在大部分国企都已上市，在股份上选择退出，将资金集中到国民福利项目上去。而对于国家战略性行业的国企进行更加广泛的民意监督，建立民众监督机制，尤其是对国企重大决策的监督机制。
　　有消息称，中美对话之后，国企有可能逐步向外资开放。对此，张建森表示，国企未来是否向外资开放并不是需要特殊考虑的问题。因为市场化中不论是民资还是外资，都保持同等地位，衡量标准在于引进的资金对企业发展有利。
　　打破常规 不断创新
　　据统计，深圳当地国企数量只要十几家，去年对深圳的GDP的贡献率不足5%。张建森表示，相对其他省市来讲，国企对深圳当地经济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加之深圳政府历来强调市场化，国企改革也走在全国前列。“以深创投、国信证券为代表的创投、担保、证券类公司，监管市场化做的比较到位，企业市场机制建设比较好。”
　　作为“外来的和尚”，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于1987年进入深圳市场，较早与市场结合。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苏周认为，国有企业要与市场相结合最重要的就是打破行业垄断地位，把舞台向所有潜在竞争对象开放，让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参与优胜劣汰，从而促进国企探索体制的转变，如强化市场营销职能，重视售后维护意识等，将工作重心转向提高服务水平上，放下姿态专职创造经济效益。
　　“深圳分公司随同母公司上市，改制成为上市公司，在政府监管的同时，接受股民、社会的监督，企业管理更公开、透明。”苏周说。
　　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熊兵表示，国企要敢于挑战自我，打破计划经济的后遗症，消除等、靠、要的消极思想。
　　熊兵介绍，从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国企要想更好地走向市场，首先要了解市场规则，只有了解了市场的“游戏规则”，才可以大胆地实践。其次要敢于创新，打破制度的约束。国企的制度体系一般都是比较健全的，但这个健全承袭了旧的成分，要适当打破这种制度的约束，使企业有创新力，才能更有市场活力。最后，国企还应该在市场中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不历练不知道市场的深浅，不总结就没有经验的积累，不积累就没有企业发展历史的沉淀，更谈不上形成企业文化。“因此，做好这三点，是国企走向市场并与市场结合的基础，是企业在市场中不断发展的必经之路。”
　　据了解，2002年初，为适应建设部关于资质就位的问题，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将主营业务建筑安装剥离成立深圳分公司；为了适应集团公司发展对资源的整合需要设立资金的集中管理，这些改革保障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改革分配制度 让利于民
　　在国有企业退休职工福利管理上，中建二局深圳分公司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苏周介绍，用人制度方面，与所有员工均签署同等效力的劳动合同，并让所有员工都参与社会保险，淘汰原有“正式工”、“临时工”的做法，减轻了企业离退休工作的负担。在分配制度方面，打破以往靠熬年头涨工资的传统思想，引进时下比较先进的岗薪与绩效工资相结合、薪酬与激励相辅相成的分配机制，既兼顾公平又体现差异，通过合理的分配提高员工的工作热情。
　　此外，中美对话协议明确提出将根据收入分配改革要求，继续提高中央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红利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的规模。熊兵认为，经济改革最终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是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导，其他经济成分为辅。说明国企在国家发展中，依然肩负社会保障等义务。而分配股利是企业的基本义务之一，增加上缴红利实质就是调整企业利润分配政策而已，只要不影响企业的生存，提高分配比例并不是坏事。改革开放以来，让国民分享国企改革带来的成果也是理所当然。”
　　同时，他认为，作为企业需要做好资金使用和利润分配的规划，在国家政策范围内，提前策划，早做准备，做到既不耽误企业发展，也不影响红利上缴。
　　对于如何让全民享受到国企的红利，张建森建议，在不影响国企正常运作的情况下，拿出20%—30%的利润提供给社保基金，将这部分红利用于全民社保。
　　（本文章摘自“中国经济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