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思潮限制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导致了经济学的“贫困”，文章从思想层面提出了救赎之道——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哲学，吸取营养，摆脱技术主义的限制，以重新启蒙的姿态，独立思考、自由研究，才能深化、拓宽研究领域，进行理论创新。

经济学的贫困与救赎

天博网页版登录界面(中国)官方网站外部董事 马传景

在经济学界，但凡有一点科学精神和起码的真诚，都会认同经济学贫困的判断。但这还不够。问题在于如何拯救它。 

近来读书的一个重要心得是，要实现经济学的振兴，需要从科学思想史和哲学史、经济社会发展史等更广阔的背景出发，寻找经济学衰落的原因，并以谦卑的态度从哲学等学科吸取营养，使贫血的经济学重新变得元气饱满。

01哲学选择了与技术主义抗争，经济学则选择了投降

以科学化、数量化研究自诩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步占据主流地位，与社会科学界科学主义潮流暗合。这种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与二十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对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日益支配、统治有关。

面对现代技术已经摆脱人类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统治人类的自在力量，哲学家分成了两派。一派坚定地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无论是外部世界的事情，还是我们精神世界的事情，都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加以说明和处理——这一派哲学家选择了与科学同行；另一派选择了与科学对抗。他们认为，世上人与事充满着幽暗与神秘。而这是人与事的本相，也是生命和生活依然引人入胜的意义所在。如果哲学不能领悟和守护生命中神秘幽暗的东西，那就是哲学的堕落与失职。所以，二十世纪以来，有一大批哲学家包括尼采、海德格尔等，都认为观念世界是可以直接把握的，而且可以用非知识、非科学的方式把握，因而力图摆脱形式科学和实证科学的思想方式，都在努力开辟和保护科学之外的思想方式和文化的可能性。具体表现是，二十世纪以来存在主义、现象学、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新哲学流派不断产生，挑战传统哲学，为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以“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相互依赖”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果说哲学选择了与科学技术抗争，经济学则基本上选择了投降。从“边际革命”开始，近代以来在人文科学领域盛行的普遍数理化的知识理想，在经济学领域完全占了上风。哈耶克曾指出：“对社会现象进行自觉控制的理想，在经济领域里影响最大。”（《科学的反革命》）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学者大为着迷，为了证明自身与自然科学有同等的地位，“这些学科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与他们那个成绩辉煌的表亲相同”（同上）。新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做的。它放弃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交易、技术进步的研究，就是放弃了经济发展和变化问题，也放弃了企业家的决策和作用的研究。因为对这些因素的分析难以量化，最终，研究对象只剩下了对均衡的研究，使经济问题变得可以用数学来处理，使得经济学终于可以成为科学。 

我们看到，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经济问题也可以并应该通过科学和实验来处理，都可以数量化。而且愈到后来，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愈以自己的研究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为最高境界。熊彼特在为十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传时，把帕累托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认为他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堪比物理学的伟大成果。正是由于科学主义主导了经济学界，成就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以“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等经济学理论著称

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或者说“工程师思维”取得了统治地位，严重阻碍了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与物的关系，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哈耶克认为，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一百二十年来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贡献甚微。不仅如此，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这种唯科学主义还会把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研究引入歧途。

一方面，唯科学主义导致社会现象研究中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即努力不去考虑单纯的“质”的现象，而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只关注那些量的、可计算的方面。把量化手段简单移植到社会科学领域，很容易导致从现象中选出一些恰好能够计算但最不相关的因素进行研究，而放弃对事物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的研究。对这种做法，柯恩在《理性与自然》一书中提出了严厉批评，说这是“不知道计算什么就匆忙计算”，“在这个方面，最近的一些计算与柏拉图的如下断言属于同样类型：正义的统治者比非正义的统治者幸福七百二十九倍”。克鲁格曼的看法与柯恩异曲同工，他尖锐地指出，长期以来“经济学是沿着数学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本·克鲁格曼（Paul Robin Krugman），以“对经济活动的贸易模式和区域的分析”获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中对科学力量的迷信，还可以成为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上的独裁统治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根据。由于单个人不可能掌握关于社会某个方面或关于社会运动的全部知识，一种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们利益的制度或秩序往往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来自有意识的事先设计。亚当•斯密曾经这样表述，人在社会中“不断促进着不属于他们意图的目标”，这正是需要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盲目夸大科学的力量必然从逻辑上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可以使一个人或机构掌握全部必要的信息和知识，因而可以设计一种最有利于人类福利的秩序和制度，可以主导资源配置，支配社会经济活动。前几年国内一位著名企业家曾在演讲时公开表示，由于大数据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现在完全可以对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实行统一安排，这样做将比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更有效。

还要指出的是，这种科学主义走向极端，反映了一种超级理性主义，一种让一个超级头脑控制一切的要求，同时也就为彻底的非理性主义奠定了基础。

02 经济学需要冲破自我束缚

经济学要有大的作为，必须拓宽研究领域，打破新古典经济学划定的狭窄领域，改变“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状况。为此，经济学家要弄清楚经济学到底能做什么，即经济学包括哪些研究领域。要解决这个问题，须从人类思想这个更广阔的视角加以观察。 

人类思想可粗略地分为确定性思想和不确定性思想。所谓确定性思想，就是这些思想毋庸置疑，科学和宗教都具有这样的品格。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大量的中间地带，既确定也不确定，这是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不仅人类思想存在不确定的领域，即使自然科学不同学科之间也存在着确定性程度的不同。如果我们把科学视为用一束光去照亮物体，能够以数学的精确度和准确度描述一种事物时，科学之光就集中到了一个焦点上，事物变得最清晰。随着从数学到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而到心理学，焦点变成了一个或大或小的圆圈，事物的轮廓越来越不鲜明，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科学之中包含误差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在任何时候，人类的计算能力和观察手段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的认识都可能出现误差，或者只能得到近似的认识。科学家不仅没有因为我们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放弃对世界的探索，而且还发展出了关于误差和近似性的科学，如极限理论、误差学和概率论等。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学科。人类的经济行为更具有不确定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固然具有简洁性之长，却难以涵盖所有人类的经济行为，具有确定性、精确性的数理公式和数学模型，难以描绘全部人类经济行为。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著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等名作，是经济学领域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国内经济学者陈彩虹研究了经济学思想是什么，对人们思考经济学能做什么很有启发意义。他把二百多年来统治我们的“经济学思想”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经济学知识，指的是可以得到无数生活经验和事实支持，可以得到反复验证的经济结论，如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第二类是经济学理论，指的是有一定生活经验事实支持，结论的原因和结果之间也能建立一定的关联关系，但并不是有足够多的经验事实支持，需要特殊的前提条件才能成立，比如“货币供应量大，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资源缺乏将制约经济增长”等。第三类是经济学假说，是指经验事实至今仍不充分支持，但这种学说却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比如“经济危机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消亡”，便属于这个类别。显然，至今我们掌握的经济学思想，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经济学知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属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假说，是对人类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认识。对经济世界，我们仍然所知甚少。 

这就启发我们，人类经济行为极具丰富性、复杂性、广泛性，我们研究经济问题的技术手段有限，我们观察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局限性，以达成经济学知识为目的的新古典经济学只能是经济学的一个部分，而且不是经济学的主干。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以外，以达成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假说为目标，还有广阔的研究领域。除了可以运用数理手段研究经济问题，更多的经济问题还需要运用历史、逻辑、实践、实验的方法来解释和解决。

03 经济学要以谦卑的态度向哲学学习

经济学是从哲学的母体脱胎而出的。令人费解的是，随着经济学羽翼逐渐丰满，割断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系成了经济学界的一种时髦。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学基本上实现了与哲学的彻底切割。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曾经放言：“谈到经济学，我认为哲学的外衣是可以脱掉的”，“哲学对于经济学没有任何意义，却能把科学观念的潮流弄得无影无踪”。我以为，今天经济学的救赎之路，很重要的就是要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从哲学吸取营养。这里主要结合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进行讨论。

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Sir Karl Raimund Popper），以“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等理论著称，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经济学家要有点科学哲学素养，起码不去研究伪命题、假问题。二十世纪兴起的科学哲学，主要涉及自然科学研究问题，也对社会科学研究进行了讨论，对经济学研究应该有重要启发。比如波普尔提出的科学研究命题要可以证伪，库恩提出的科学范式要经得起历史和常识的检验等，不仅是自然科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经济学研究也不能违反这些基本原则。比如，二〇〇四年世界银行在一篇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国内经济学界如获至宝，马上跟风，一时间国内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学者如过江之鲫，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文章铺天盖地。其实，正如华生等学者指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历史目前还不支持这个论断，“中等收入陷阱”是不是一个真命题，是大可以讨论的。

大卫·休谟（David Hume）对因果、归纳等问题都有深入的探讨

经济学家要建立起事物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特别要深刻理解因果关系的真谛。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一书中提出了关于科学认识的一个重要问题：事物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既有必然联系，也有偶然联系。说到因果关系，原因和结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在时间上先后继起或同时存在的事物之间，未必存在因果关系。作为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哈耶克曾经举过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在事物之间胡乱建立因果关系并据此做出决策极其可怕——在体育比赛中，一个缺了一条胳臂的运动员取得了好成绩，于是当局下达命令，所有运动员都要砍掉一条胳臂。一些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明显犯了上述错误，因而得出了荒谬而有害的结论。比如，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从经济增长的需要出发，痛惜“人口红利”的丧失，大声疾呼放开生育。这里不讨论放开生育的对错，只是要指出，这种观点实际上犯了机械认识因果关系的逻辑错误。改革开放前，中国也不缺人，经济发展一直很缓慢。好的经济学家都会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前三十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制度的显著改进，而不是人口的多少。促进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关键举措是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而不是增加人口。

经济学家要学习现代哲学的谦卑，改变经济学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傲慢，这对经济学的进步十分重要。西方哲学有一种科学乐观主义，认为人生是可以通过知识方式来论证和解释的，这是把人的存在放大了的看法，使得人失去了敬畏感和谦恭。现代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学术生涯后期，则把人的存在缩小了，认为在世界的四个基本元素中，人不过是其中一个；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应该是服从者、响应者、被占有者。这就把人放在一个比较谦卑的位置上了，要人们用虚怀的心态对待事物，对待比人更强大的东西。这种思想当然为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和路径。长期以来，经济学就缺少哲学的这种谦卑和敬畏之心。由于某些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被政府采用，在政府的加持下，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似乎可以君临天下，纷纷向家庭、婚姻、政治、心理、国际关系等非经济领域进军，是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虽然对这些领域研究的价值应该予以肯定，但经济学对二十世纪出现的新的经济学现象尚未做出科学解释，对人类社会面临的经济难题没有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对已建立的经济学理论，一些经济学家以为已经圆满周延，不愿意再继续深究。比如，新古典的市场理论似乎已经穷尽了市场经济的基本问题，其实这种市场理论并不是现实的市场理论，真实的市场是动态的，变动不居的。在国内，似乎在市场存在的同时实行强政府、强国企，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经济发展的制度问题。其实，近年来经济发展出现了颓势，说明这种制度架构内经济发展的空间是有限的，需要有新的理论指导改革的继续深化。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经济学家放下身段，承认对中国经济还所知甚少，这是经济学研究深化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04 经济学家面临重新启蒙的任务

亚当•斯密是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与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重点研究了他们身边发生的商业社会兴起的原因和运行逻辑，认为商业的兴起和繁荣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阶梯，而要维持商业繁荣，一个自由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基础，同时指出了市场经济发展要以自由竞争制度为前提条件。可以说，没有苏格兰启蒙运动，就不会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不会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亚当•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学，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辉煌成果，使这一运动达到了光辉顶点。

既然经济学的诞生是与启蒙运动相联系的，要摆脱经济学的贫困，也许经济学界需要重新启蒙。按照康德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要使人们脱离一味听从他人的指引，不敢运用、不会运用个人理智思考问题的蒙昧状态。这正是经济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等著作中为现代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等提供了理论基础，被誉为经济学之父

摆脱蒙昧状态的第一个方面，是要敢于独立思考和自由研究。学术研究是最个性化的活动，应该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才有可能产生新的思想。十九世纪法国、德国、英国都产生了伟大的科学成就。法国是因为法兰西科学院的体制，德国是因为先进的大学制度，而英格兰则是在没有统一的科学组织、科学家之间互不通气的情况下，卡文迪什、法拉第、焦耳、麦克斯韦等做出了伟大发现。国内不少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自觉地让渡了独立思考和自由研究。比如每年千千万万的经济学研究人员竞争各级权威部门钦定的少数重点课题，等于交出了研究课题的选择权。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多数人不去思考，只剩下少数人思考，这就大大降低了新的经济思想产生的可能性。放弃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权利，最终将会丧失提出问题的能力，创造就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经济学发展必然出现停滞。一些人不去独立思考、自由研究，正如康德所说的是因为懒惰，不愿意独立思考，主动地把自己的大脑变成了他人思想的跑马场；一些人是因为跟着别人的指挥棒从事研究可以获得实际好处。据说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是必须有一份不以此为生的职业。对此，也可以理解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不能为了物质利益而放弃独立思考，必须著书不为稻粱谋，才能真正在学术上有所创造、创新。

卡尔·门格尔（德语：Carl Menger）批判了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成本价值理论，是现代边际效用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经济学界重新启蒙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以批判态度对待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批判是哲学的本质，批判性思维是哲学的基本姿态和方法。依我看，这不仅是哲学的基本气质，也是其他所有社会科学的基本气质。笛卡儿认为哲学必须有一个牢固的基础，那就是先要普遍怀疑，怀疑自己的感觉，怀疑外部事物的存在，唯一不怀疑的就是我在怀疑，我在思考。胡塞尔强调无前提性，主张哲思首先要悬置一切先入之见。批判性思维就是一种归零思维，而归零思维和批判精神是西方哲学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源泉。经济学应该虚心向哲学学习，敢于悬置一切先入之见，敢于怀疑和挑战现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学说。

首先，要敢于怀疑和批判占主流地位的理论和学说。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不必因为多数人追捧一种学说就不敢怀疑它，并怀疑自己的正确理论。还需要指出的是，一种学说占据了主流地位，有时是因为一种学说诞生和流行的国家，占据了经济优势，因而也有了学术话语权。比如新古典经济学就是随着美国取代了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的。

其次，要敢于怀疑和批判时髦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坚持正确的学说和理论。哈耶克说过，人们对重要经济学原则的认识经常出现反复，这是经济学的一大不幸。记得年轻时学哲学记下了一个观点，新出现的事物未必就是新生事物，它有可能是历史进程的反动。我们原来坚信的一些经济学原理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常常不是因为这些原理过时了、落后了，而是时代退步了。近年来在国内经济学界流行的一些新理论和许多新词，只不过是因为多数人的人云亦云而成为时髦，只要具备基本的经济学修养，就可以看出这些理论远不如过去已经进行的理论探讨更加深入，更符合中国实际经济情况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注：本文发表于《读书》2022年第4期新刊。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