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推动海洋经济发展高质量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释放新动力，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应在遵循海洋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增强海洋生态承载力为出发点，按照“基础-动力-核心-保障”逻辑思路，构筑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海洋高新科技-夯实涉海基础-创新管理体系的海洋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组织、制度、人才、科技四大维度为其发展保驾护航，聚力打造大湾区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陆海统筹

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地级市组成。大湾区濒临南中国海，处于沿海经济活跃地带，是海陆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区域。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湾区经济的核心要义。何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呢？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突破“量”的僵局，侧重于“质”的提升，它集海洋开发、海洋保护和海洋管控于一体，主要体现于海洋经济内部各子系统海洋产业、海洋科技、海洋生态、海洋管理制度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生产要素得到充分的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向高质量战略转型过程中存在区域海洋发展不均衡，缺乏宏观协调；海洋资源利用效率低，增长方式仍呈现粗放型格局；海洋产业主要集中产业链的中低端，综合竞争力不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海洋管控能力不足等问题，如何深耕南海，充分挖掘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各子系统及生产要素的潜力，寻求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是具有重要意义。

一、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

（一）海洋区位优势明显

从区域位置上看，粤港澳大湾区北靠南岭、丹霞山、九连山等自然屏障，南临南中国海，中间由珠江、西江、北江等河流串联成带，水路交通便利快捷，区位条件突出。从经济地理上看，湾区东临海峡西岸经济区，南接东南亚、南亚，西通北部湾经济圈，北至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和全球综合性交通枢纽。

（二）经济实力与产业基底雄厚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发展基础雄厚，规模持续扩大。2018年大湾区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44万亿元（不含佛山、肇庆；澳门统计滨海旅游业和交通运输业，香港统计海洋渔业、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以及10%的金融业），环比增长8.2%，比全省地区生产总值高出1.4%。其中，渔业产值2636.68亿元，广东9个城市渔业总值为2626.28亿元，增速为2.27%，海产品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居全国前列（见图1-1）；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为18.75亿吨，环比增长5.27%，增速呈现不断加快的趋势（见图1-2）。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雏形，为湾区经济的新一轮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图1-1 2010-2018年粤港澳大湾广东9个城市渔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10-2019）

图1-2 2010-2018年粤港澳大湾区港口货物吞吐量及增速

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10-2019），中国港口年鉴，香港统计署、澳门统计年鉴。

（三）海洋产业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粤港澳大湾区持续推进海洋经济领域的供给侧、需求侧的“双侧”改革，优化海洋产业结构，激发新动能。2018年，大湾区的海洋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2∶35.1∶64.7，呈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二、三产业比重快速增长的态势（见图1-3）。其中，海洋渔业稳定有序发展，海洋石油化工、海洋交通运输、滨海旅游等产业不断提质增效，以天然气水合物、海洋风电为代表的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金融、海洋环保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海洋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图1-3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三次产业结构

数据来源：广东海洋经济统计公报，香港统计署，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四）海洋资源丰富

在海洋空间资源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海岸线曲折漫长，海湾海岛众多，拥有大亚湾、大鹏湾、广海湾等大型海湾。其中，大湾区的陆域面积约为5.47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为2.01万平方公里，大陆岸线总长1479.9公里，海岛数达850个。在港口资源方面，大湾区拥有全球最大的海港群，既有由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组合的世界级港口群，也有珠海港-虎门港等组合大型港口群以及惠州港-江门港-中山港组合的中小型港口群；港口码头泊位2811个，其中304个为万吨以上的泊位（见表1-1）。在海洋生物资源方面，大湾区海洋生物种类丰富。以广东为例，根据《广东省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公布的数据，广东海洋生物种类达3000多种，沿海海域浮游植物平均生物量为1404×104个/立方米，浮游动物平均生物量为120.5毫克/立方米。在油气能源储藏方面，湾区及周边海域油气石油资源量约为80亿吨，主要集中在珠江口盆地，而天然气水合物现储量巨大，目前已圈定11个远景区、19个成矿区，锁定2个千亿方级矿藏，有力保障了湾区的能源安全。

表1-1 2018年珠江水系段7市港口码头泊位情况表

资料来源：中国港口统计年鉴2019.

二、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海洋经济大而不强，区域发展失衡

粤港澳大湾区地理位置优越，海洋资源禀赋优势明显，海洋产业众多，海洋生产总值不断攀升，但仍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精的问题。大湾区海洋资源的开发总体还是处于低水平粗放型的模式，主要依赖生产要素的扩张和物质资源消耗实现海洋经济的增长。如海洋渔业加工业，由于高新加工技术缺失，现阶段的水产品加工主要以鲜加工、初加工的传统加工为主，加之管理制度的滞后，严重阻碍渔业的持续发展。此外，由于大湾区内各城市发展基础的差距，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经济实力雄厚，涉海设施和海洋服务体系较为完善，而江门、惠州、中山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致使区域间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拉大，制约区域间海洋经济协同发展。

（二）海洋开发空间格局亟待优化，区域间产业同质性严重

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开发缺乏宏观协调和规划，开发秩序混乱。具体表现为近岸海域开发过度，尤其是在港口开发中产生大量的围填海和海岸线硬化，而离岸海域除了航运和捕捞外，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由于支撑不同海洋产业发展的要素存在重合性，如海洋渔业和滨海旅游业，石油化工与船舶制造业，如何在有限的海洋资源条件下协调指导大湾区海洋产业发挥最大的功效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另外，湾区内的海洋资源禀赋类似度较高，各城市的海洋产业同质性引发的不良竞争。以港口建设为例，粤港澳大湾区分布众多规模相同的港口，有香港港、广州港、深圳港的亿吨大港，有惠州、中山、江门的千万吨港口，港口功能的高度雷同加剧港口集群的不确定。

（三）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9+2个沿海市，科研机构数不少，但机构分散独立，科研要素流动受阻，没有发挥科研协同效应。主要体现在基础研究不足、原始创新少，关键核心尖端技术不多。如海洋精密高端仪器制造、深海勘探开采技术、海底地形测绘、海洋遥感及立体观测监测等技术仍相对滞后。加之受现有科研评价体系和管理制度的影响，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导致大湾区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而进入商业化生产的更是寥寥可数。为此，如何打破现有海洋科技管理制度的僵局，构建海洋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提高海洋科技贡献率，推动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湾区科技发展面临迫切的问题。

（四）海洋环境破坏严重，海洋生态线管控存在较大难度

伴随海洋经济的高速增长，大湾区所管辖的海域资源，尤其是海岸线资源的供需关系日趋突出，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空前加大。个别沿海地方一味地“向海要地”，各类填海工程、港口码头建设不断，导致海洋生态空间不断被侵占。同时，随着沿海城镇人口增加和过度捕捞等现象加剧，近岸海域、海岛生态系统破坏明显；加之沿海工业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多，湾区的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呈衰退趋势，部分海域海底甚至出现“荒漠化”。粤港澳大湾区分属三个不同经济体，经济制度、行政体制等方面存在差异，严重制约海洋生态红线进行统一管控。很多海岸使用随意性较大，部分项目无序挤占海岸、违规填海用岛的现象严重，大量优质岸线被半私有化或完全私有化，对湾区海洋生态线的全面管控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五）海洋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相应的配套及服务不到位

涉海基础设施的联通是大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除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中心城市外，湾区其它城市的海洋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包括海港码头、海洋公共平台、海底管线、交通网络、能源供给等满足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珠江西岸的中小型港口群建设为例，珠海港与中山港之间通道建设不足，港口群的信息网割裂，智慧港口建设的进展相对滞后，这严重阻碍大湾区港口群的协作高效运转。

（六）海洋经济的综合服务体系薄弱，海洋管理机制僵化

伴随海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海洋产业链的延伸，与之相应的社会经济服务支撑体系要求越来越高。目前湾区内对海洋管理还处于单一模式，机制体制较为呆板，没有跟上新时代海洋经济发展的速度，综合管理水平和能力不足。加上大湾区各城市从各自的视角出发，未能总体考虑和协调，湾内各城市制定独立的海洋发展规划，导致不同区域间的规划、同一区域不同规划间存在间隙、甚至矛盾。具体表现为湾区缺乏总体海洋经济战略规划、缺乏统一协调的海洋生态管控规划以及地方海洋经济发展如何融入大湾区战略框架等。这都给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综合管理造成困惑。

三、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海洋资源禀赋、海洋开发的次序及海洋经济发展规律，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契机，按照“基础-动力-核心-保障”的逻辑思路，明确构筑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发展海洋高新科技-夯实涉海基础-创新管理体系的海洋经济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具体表现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产业布局，拓展蓝色经济发展空间；大力推挤海洋领域供给侧改革，聚焦高新技术海洋产业，构筑湾区现代高效的海洋产业体系，提升海洋经济的国际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夯实涉海基础设施，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提高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积极推动海洋科技协同创新，打造海洋经济蓝色引擎；充分调动区域的积极性，聚力打造大湾区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一）统筹海洋产业布局，拓展蓝色经济空间

优化区域海洋产业布局。近海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海洋产业聚集地带，担负海洋发展的基础；远海、深海是海洋权益维护的关键，承载海洋发展的未来。根据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海洋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容量和产业的基础，遵循海洋产业升级和结构演变的规律，统筹规划新兴海洋产业动态变化和各区域产业的竞合关系；进一步突破空间地理的边界，激活海洋生产的要素，按照功能明晰、海陆互促、优势互补的要求对大湾区海洋空间进行合理分割定位，统筹近海与远海开发次序，平衡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关系，促使蓝色经济集群化、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海洋经济应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为中心增长点，铁路、河流及航运线为连接带，以点成线、以线带面、中部往佛山、肇庆扇面辐射，构筑高端海洋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东侧往东莞、惠州扇面辐射，构筑海洋信息能源基地；西侧往珠海、中山、江门区域扇面辐射，构筑海洋生态综合服务基地；通过“四中心+三基地”协同联动效应，推动整个湾区海洋经济的活力增长。

拓展蓝色经济空间。把握深海、远海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加大对大湾区海洋科技研发的投入，积极发展远洋捕捞、深水网箱养殖、深海矿产勘探和海上风电等产业；依托濒临南海的区位优势，强化与南海周边国家（地区）的沟通联系，重视南海国际大通道的建设，共建海洋产业基地和南海后勤补给基地。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港口航运、海洋环保、海上救助、海洋公益、海洋环境监测、海洋减灾防灾等方面与丝路国家达成协议，提升海洋空间发展格局和维护海洋权益。

（二）构筑高效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推动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

巩固提升海洋传统优势产业。在海洋渔业方面，加强远洋深海渔业资源深度调查，建立全球海洋渔业资源数据库，大力发展远洋渔业；转型升级养殖业，加快建设现代水产种业体系；拓展海洋离岸养殖，发展深蓝渔业，建设“蓝色粮仓”；加快渔业产业集群，在珠海、惠州、广州、江门等地建设一批冷链物流园区，围绕万山、巽寮等渔港打造现代渔港经济区。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充分发挥国际航运中心——香港的优势，进一步健全深圳、广州航运综合服务功能，全面整合珠海、惠州、中山、江门港口资源，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筑现代立体综合交通体系。在海洋船舶业方面，对标国际标准，加大对全球大型船舶先进技术的研发，提高船舶配套设备自主品牌的开发能力；扶持一批高新技术船舶制造企业，推动海洋船舶装备公共平台的建设；推进船舶业的供给侧改革，优化升级产品结构，适应全球船舶市场需求。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充分激活海洋生产要素，发挥粤港澳的科技、资金和政策优势，大力扶持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水综合利用等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打造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在海洋生物医药方面，深化粤港澳三地在海洋药物、海洋化工、海洋功能食品等领域的创新合作，在广州、深圳-香港、珠海-澳门等城市搭建一批海洋生物科技公共研发平台和中试平台，以“政-产-学-研-用”的模式联合推进。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方面，依托科学院所和骨干海工企业，加快研发制造深海勘察开采设备、天然气水化合物开采装备、水下机器人、海洋遥感器等智能化新型海洋工程装备。结合“珠西战略”工程的实施，积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珠西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带。在海水综合利用业方面，以深圳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为依托，研发一批海水综合利用国际一流的工艺和设备，突破海水综合利用的核心技术，在江门、珠海、香港、澳门等地建立一批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实现海水综合利用业的规模化、集群化。

大力发展海洋服务业，实现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变。滨海旅游、海洋信息服务、海洋技术服务等产业是是助推粤港澳大湾区整个海洋产业价值链升级的关键环节和重点节点。在滨海旅游业方面，依托大湾区独特的海岸、海岛和文化底蕴，大力发展海上观光、邮轮游艇、海洋运动、海岛度假养生等新业态，释放滨海旅游业的潜能；加快粤港澳三地旅游资源的整合，利用珠港澳大桥建成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打通三地人员流动、资源流通的壁垒，开辟滨海旅游业的新天地。在海洋信息服务业方面，发展海洋信息科学技术，积极谋划建设数字海洋、透明海洋及智慧海洋信息体系，建立湾区海洋信息数据“一张网”；整合优化粤港澳三地海洋观测与监测资源，发挥广州、深圳、香港等等涉海院所的海洋科技优势，筹建大湾区海洋预警预报系统；构建深圳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搭建国际海洋信息数据库。在海洋技术服务业方面，以自主核心技术创新为引领，深耕细分海洋各个产业领域，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密切跟踪国际海洋技术发展的最新态势，根据粤港澳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围绕海洋技术研发和转化两大主题，建设一批海洋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和中试平台，提升海洋经济发展层次。 

（三）积极推动海洋科技协同创新，共筑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科技协同创新是大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快三地科技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激活海洋经济科技研发系统，促使海洋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增长。围绕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以涉海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大湾区科学院所的作用，遵循“海洋科学基础研究-海洋技术突破创新-海洋科技成果中试-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发展路径，重点推动深海油资源勘探、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海洋网络信息体系、海洋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航运保障、海洋卫星遥感等关键海洋科技创新，加以推进海洋科技管理体制机制等“软环境”的创新，营造尊重科技人才，尊重知识产权的氛围，实现大湾区城市与城市、技术与技术、技术与环境联动协同发展。

整合粤港澳三地的科技、人力、资金等海洋生产要素，进行“政+产+学+研+用”的联合，大力推进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建设，积极筹建国家海洋重点研发中心、南海海洋工程实验室及海洋科技中试平台，联合大型骨干涉海企业，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科技战略联盟，协同解决海洋科技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同时，围绕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依托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优势，筹建广州海洋科技研发中心城市，筹建香港海洋科技综合服务中心城市，创新珠海-澳门的科技合作模式以及惠州、佛山、江门、肇庆等城市间的辅助形式，合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科学创新的有机融合和协同发展。

（四）夯实海洋经济基础设施，促进陆海统筹发展

为了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海洋资源禀赋，激发海洋生产要素的活力及区域规模效应的最大发挥，大湾区海洋基础设施的健全起到关键作用。根据陆海统筹、互联互通的要求，结合湾区海洋经济发展方向及其中心极辐射范围，加快构筑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全面打通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聚集区、海洋高新科技园区、海洋贸易区、海洋金融服务区等区域要素的自由流通。筹建南海国际大通道，借助“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加快湾区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空港、海港、高铁、航道、高速公路为主干的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的建设。

推动大湾区网络一体化建设，加快推进“智慧海洋”工程建设。筹建粤港澳大湾区统一的海洋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湾区城市群海洋信息共享和无缝衔接。加大湾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围绕海洋文化、海洋贸易、海洋科普、海洋环保、滨海旅游的内容和主题筹建南海合作交流平台；积极履行海上救助、海洋防灾减灾的责任，筹建南海后勤补给基地，推进南海岛礁填海作业工程建设；加大与丝路沿线国家国家、地区在海洋领域的合作，共建互建海洋产业园区，增强湾区的国际影响力。

（五）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共守生态安全格局

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构筑“河口-海岸-海水-重要生态区-海岛”的海洋生态保护体系；在整个湾区范围内统一划定海洋生态红线，构筑海岸生态保护带；注重顶层设计，打破区域的界限，统筹分配湾区岸线资源，严格控制围填海规模，确保自然岸线保有率逐年提高。探索实施湾长负责制，积极开展“蓝色海湾”整治修复工程，提升海岸带生态承载力。强化重要海洋生态区和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修复，重点推进横琴海岸带、崖门口海域、大鹏半岛、考洲洋等海域与珠江口中华白海豚、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建设。创新大湾区无居民海岛的保护和管理的模式，生态化开发海岛资源。以“互联网+”的理念和工具动态监测大湾区海洋环境状况，大力推进智慧海洋、透明海洋的建设工程，提高海洋环境的综合管控水平。

（六）探索海洋精准管理模式，创新海洋管理机制

从整个湾区范围考量，构筑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空间资源综合监管大平台。打破行政区域的壁垒，促进海洋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市场价格机制调配资源，实现海洋资源利用价值的最大化；探索粤港澳大湾区集约用海，统一规划统筹用海项目。探索实施海洋资源精准管理，科学评估资源价值，实施海洋价值补偿制度；推进海域使用权直通车制度的实施，完善招拍挂制度，衔接好海域使用权证与不动产权证之间的转换；协调广东省、香港、澳门等地不同海洋管理制度的差异，对湾区的海洋资源利用、海洋环境保护及海洋灾害的预防与应对进行统一管理，协同推进。

四、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措施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湾区的蓝色崛起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9+2”城市，存在行政管理部门众多、基础发展条件不同、体制机制差异等问题，要注重顶层设计，科学宏观统筹规划，从组织、制度、资金和人才等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

（一）组织保障

组织体系在推进粤港澳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组建广东省政府、香港、澳门及深圳、广州、珠海等9市领导组成的大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推进领导小组，结合湾区现状特点，统一领导海洋经济发展工作。具体包括负责制定海洋经济宏观发展战略和政策，推进涉海基础设施建设、守护海洋生态安全的重大问题。明确各城市的角色定位和任务分工，定期召开“9+2”城市的联席会议，讨论海洋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的困境及解决对策，部署新一轮的海洋战略。

（二）制度保障

建立健全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扶持政策和一体化管理制度，延伸产业链条价值链，加快海洋产业集群发展，实现海洋经济的提质增效。从财政政策上，政府要加强大湾区海洋经济的财政扶持，在政府预算和专项建设基金计划中对海洋产业，尤其是海洋电子信息、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海上新能源、可燃冰等海洋新兴产业给予重点倾斜，培育海洋经济新增长点。从海洋科技管理制度上，全面推进大湾区海洋科技协同融合机制，健全海洋科技综合服务体系，在深圳、香港、广州等城市建立一批国家级海洋科技创新大平台及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器，充分发挥海洋科技的引擎作用。从财税管理体制上，要积极落实国家对高新海洋技术企业、军民融合示范区基地和自贸区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努力争取中央下放部分南海油气田资源税征收管理权；实施海洋产业聚集管理，大力推进海洋产业园区建设，积极构筑广州-佛山-肇庆高端海洋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香港-深圳-东莞-惠州海洋信息能源基地，澳门-珠海-中山-江门海洋生态综合服务基地等，推动海洋产业聚集发展、规模化发展。

（三）金融保障

资金是海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根据海洋产业现阶段发展的特点及未来的趋势，构筑统一的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投融资体系。积极拓宽海洋经济投融资的途径，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平台的资本优势，吸收当地及国际资金进行投资大湾区的海洋综合开发行列当中。创新大湾区海洋产业的融资模式，设立大型海洋资产市场，探索建立各种涉海投融资平台。建立海洋产业贷款担保机制，探索设立政策性产业基金“政银保”，如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产业发展专项基金，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粤港澳大湾区海洋资源开发专项基金、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环境保护基金等。加快建立和完善大湾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筹建粤港澳大湾区地方合作银行，引导金融机构对海洋产业、海洋科技、海洋环保的信贷投放；积极争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探索发行海洋资源开发专项债券，为大湾区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四）人才保障

根据大湾区海洋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加快推进海洋人才供给侧改革，构筑高层次海洋人才培养、引进与激励机制。加强海洋技术人才培养，在粤港澳三地现有的教育资源的基础上，根据海洋事业发展的需求有计划的建设一批高层次海洋人才培训基地，积极造就技术研发型、技术推广应用型及经营管理型的海洋人才；筹建粤港澳大湾区海洋国际人才交流中心，积极主动与境外开展海洋技术合作与高层次人才培训项目，选派一批年轻的海洋人才到境外研修。建立开放式的海洋人才市场，完善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人才引进机制。结合大湾区海洋生物医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业、海洋信息服务、天然气水合物等产业发展的需求，编制好紧需海洋人才引进指导目录，制定人才安置和激励政策。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探索建立大湾区高端海洋人才聚集区。改革创新科技管理体系机制，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海洋人才服务体系建设。尊重和保护海洋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探索建立海洋技术研发人员的高酬免税制度；组建粤港澳大湾区海洋智库联盟，为打造湾区蓝色经济增长极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五、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最具生命活力的区域，担负着创新协同发展、转型升级发展及绿色协调发展的新时代使命。高质量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应有之义。海洋经济是大湾区经济新时代发展的增长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涉及人才、资金、技术及创新要素高效配置问题，还包含支撑其发展生态环境质量及其辐射面问题。如何推动海洋经济的陆海一体化发展、海洋产业生态化发展、内涵式发展、构筑现代高效的海洋产业体系，实现其高质量发展也是学界、政界和商界一直研讨的问题。笔者在研究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选择这个问题上，是综合考量现阶段大湾区海洋资源禀赋、海洋产业的历史演变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海洋经济是动态变化的，其高质量的内涵也应随着对海洋经济认识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因而，涉海管理部门、企业要根据打破僵化的思维，持续推进海洋领域供给侧、需求侧改革，培养新动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对外开放、海洋环境保护及海洋管理制度创新的五位一体的综合发展，促使海洋经济成为大湾区发展新增长极。

参考文献

[1]朱坚真.加快中国海洋产业转型升级[J].珠江水运,2012（18）：22-25.

[2]陈宝明.要素流动、资源融合与开放合作——海洋经济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作用[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2）：21-26+191.

[3]林贡钦,徐广林.国外著名湾区发展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4（5）：25-31.

[4]刘汉斌.基于EES协同模型的广东省海洋生态系统安全评价[J].海洋经济,2016（04）：20-27.

[5]陈杰,刘佐菁,苏榕.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基于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的经验推广[J].科技管理研究,2019（04）：114-120.

[6]辜胜阻,曹冬梅,杨嵋.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的战略思考[J]中国软科学,2018（4）：1-9.

[7]广东省海洋经济“十三五”中期发展评估报告课题组.广东省海洋经济“十三五”中期发展成就评估报告[J].新经济,2018（12）：8-18.

[8]王涛,宋维玲,丁仕伟,等.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经济协调发展模式研究[J].海洋经济,2019（1）：35-42.

[9]殷克东,李平．沿海省市陆海经济发展和谐度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1（6）：116-8．

[10]韩立民,卢宁．关于海陆一体化的理论思考[J]．太平洋学报，2007（8）：82-87．

 注：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