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秩序和战略格局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全球化发展的特征正在由商品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竞合关系更为明显。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博弈，体现了世界第一强国对第一人口大国兼第二大经济体的竞争忧虑，由此逐步产生对全球产业分工及科技创新格局的影响。中国正处于科技革命加速向产业变革演化的关键时期，亟需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关键技术领域和核心产业的战略安全，加快打通从科技研发向产业效率提升的创新链条，以战略思维全面谋划中国应对美国科技竞争的关键举措。

一、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进入新阶段

（一）已经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2020年1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先后在中美两国爆发并产生广泛影响，两国政治经济互动和交往进一步减少，学术交流、科技合作等领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美方频频出手打压中国高技术领域之时，国家科学技术部于2020年5月在新闻发言时称“我国已经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评估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科技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指数结果显示，中国排在世界第15位。如果创新能力指数达到世界前15位，通常就被认为该国已经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因此，国家科技部对中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判断是恰当的。

从具体数据来看，2019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位居世界第二位；2019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规模达到2.17万亿元，占当年全国GDP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2.19％，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大体相当；2019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有望在2020年如期实现60％的“十三五”规划目标。2019年全国技术交易额达到2.2万亿元，超过了2019年度全社会研发支出总额。中国拥有世界100强科技集群中的18个，仅次于美国。这些数据均表明，中国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已经得到实质性提升。

（二）与先进国家相比差距仍然明显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相关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129个经济体中，创新指数排在中国前面的有美国、德国、韩国、日本、瑞士、瑞典、新加坡、以色列等13个国家。中国创新指数排位相对靠前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创新产出规模以及人力资源投入等方面，也就是以规模取胜。创新指数的许多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主要特征如下。

1.专利申请规模大但质量不高

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增长迅速，已经达到400万件/年以上，授权数已经达到250万件以上，已经接近美国水平。但具体来看，绝大多数为国内专利，国外专利申请数量很少；专利价值极低，每年专利授权仅能产生百亿元人民币规模的收入，仅相当于美国1000亿美元规模的1%。

2.创新投入偏重规模化应用及追求短期效益

中国年度科技研发投入已经突破2万亿元，但在“D”（发展）上的投入明显高于在“R”（研究）上的投入，其中5%用于基础研究，10.8%用于应用研究，84.2%用于技术开发。由于资金投入主要集中在针对从“1”到“100”的技术开发，很少针对从“0”到“1”的基础研究，因此政府科研投入重点应该用于解决企业没有动力去解决的问题——从“0”到“1”的基础研究。从公开数据看，中国用于研发活动的资金投入中，企业投入所占比例为77%，政府（不含国有企业）直接投入的比例为23%，低于美国的24%、英国的28%、德国的30%，说明政府在科技研发中的投入不够。

3.以应用创新为主且深度创新不足

中国的创新能力尽管在一系列指标上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但要达到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创新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信息技术（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为例，ICT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与重要引擎，ICT 产业是智能社会的基石，也是未来各国科技竞赛的制高点。作为通用性技术，信息技术对整体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辐射作用。中国在ICT领域的技术实力还远落后于美国。如在系统软件领域，当前PC操作系统基本上被Windows垄断，Windows装机量接近整体市场的88%，Windows与Mac OS合计超过97%；手机操作系统则被IOS与Android两家瓜分，合计占有超过98%的市场份额。数据库系统则是由甲骨文独占鳌头。基础软件与底层系统领域，中国目前仍是空白。

技术开发、应用技术研究、产品和服务创新仍然是中国现阶段主要的创新方式，商业模式的创新贡献有时甚至超过技术创新本身。同时，相当比例的科技投入并没有持续和顺利地转化为成功的技术创新成果，创新效率与整体创新能力不匹配。由于各种体制机制的制约，当前创新环境不鼓励深度创新，知识产权是为国家目标服务的思想依然很严重，影响着知识传播，同时专利政策仍主要集中在增加专利申请数量上，提高专利质量仍然任重道远。

4.风投等金融工具满足创新融资能力不足

人才和资金是创新最重要的支撑力量。科研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需要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各类基金提供创新融资支持。截至2019年末，全国存续私募基金共81710只，管理基金规模14.08万亿元。其中，存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28477只，基金规模8.87万亿元；存续创业投资基金7978只，基金规模1.21万亿元。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投资（PE）正在影响创新融资格局。但与美国相比，中国风险投资只有20%左右用于种子级项目，而美国种子/天使级别的风投交易占总投资的比例达到50%以上，创融结合（科技创新和金融的结合）差距还很大。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与特征，但是不可否认，依靠国家战略引领和举国体制这一最具特色的中国创新模式，在激烈的大国竞争中，可以迅速打破现有力量的平衡，取得战略上的主动。从现实情况看，这种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科技创新赶超模式。

二、中美科技战将对全球科技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近几年来，中美经济总量差距越来越小，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差距也在逐渐缩小，随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逐步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正在日益向上游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等领域拓展和延伸，甚至在5G、轨道交通、航天、机械装备等领域逐渐形成能够与美国相竞争或潜在超越美国的研发能力。中美双方在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国家利益等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2018年以来的经贸摩擦只是中美关系相背而行的一个表征现象，而并非根本内在原因，同时贸易摩擦还暂时掩盖了其他领域的潜在冲突，舆论战、技术战、金融战等都有爆发的可能。在科技创新方面，美国试图从关键核心技术方面着手，打压和限制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链条，从根本上削弱相关企业的科技竞争力。

（一）由经济挑战和国家安全的忧虑引发的战略竞争具有长期性

基于美国已经深深感受到了中国在经济领域、价值观、安全领域的挑战，美国将中美关系确认为大国竞争关系，并通过《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以进行明确的政策宣示，以维护其长远战略竞争利益。

美国有一个基本信念，即美国的安全需要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具有无可挑战的领导地位。中国在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努力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威胁。因此，中国已经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政府持续“抨击中国”的情绪，反映了美国国防、外交和经济决策精英的广泛共识，即中国在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崛起对美国在科学和先进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需要实施侵略性的贸易、投资、技术和签证限制，以遏制中国在技术和地缘政治中的进取心。根据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这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共识，也是各个政治派别的普遍情绪，不会因特朗普总统能否赢得2020年的大选连任而出现根本性改变。

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未来将继续以强有力的政策举措支持美国的基础研究和创新突破，推动前沿技术在国防军事等领域的应用。2019年美国防部相继推出《国防部云战略》和《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利用美国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以及指挥、控制与通信（C&I）等领域的综合技术优势，推动美国军队的现代化、智能化升级。正如《空军科技战略》里特别强调的，美国空军将持续不断地识别、开发和部署突破性科技，利用超前技术保持美军长期的军事战略优势。网络、太空、极地等新的战略疆域竞争持续升温。美军已完成信息战部队的组建，将强化网络、电磁频谱作战，以及情报、侦察、监视（ISR）和信息作战能力。这种因经济挑战和国家安全忧虑而引发的战略竞争将长期存在于今后的中美双边关系之中。

（二）美国所有促进领导力的法案都是回应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一段时间以来，保持美国领先和领导地位，是美国创新战略的唯一焦点，核心在于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和挑战。2019年以来，美国议会陆续通过了4项有关“美国领导力（Leadership）”的法案，分别是《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持续领导法案》（2019.2.11）、《美国制造业领导法案》（2019.6.19）、《核能领导法案》（2019.9.24）和《促进美国无线网络领域领导法案》（2020.1.7）。在其官方文件中，毫不掩饰其对失去领导地位的不安和对战略对手的警惕。

在人工智能方面，法案提出，随着人工智能创新在世界各地的步伐加快，美国不能坐视不管，必须确保人工智能的进步继续受到美国独创性的推动，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并为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应用。

在先进制造方面，法案提出，尽管“美国制造”计划已经运行了五年，在实现美国先进制造基础的总体目标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来自中国的威胁依然存在，因此这一法案的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对美国先进制造业的联邦政府投资，以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5G方面，法案提出，美国5G标准制定机构一直在努力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随着5G和未来技术的发展，美国在制定指导这些技术实施的标准方面具有强大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立法重申了国会希望加强美国在全球5G标准制定领域的领导地位。

在能源方面，法案提出，美国已经几乎要把全球核能的领导地位让给于中国和俄罗斯。例如中国政府已承诺到2030年建设120至150千兆瓦的核电设施，印度希望到2050年核电能满足其25%的电力需求。美国失去在核电领域的领导地位，将对美国清洁能源生产、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为了重建美国的全球核能领导地位，必须确保美国拥有一个健康的核生态系统，能够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设计部署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反应堆。

（三）中美科技竞争必将对全球科技创新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绝大部分企业对贸易冲突升级为技术战争并没有做好准备。中国的华为公司在超越三星成为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的努力中遭受挫折，很多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企业都因难以有效应对科技竞争而遭受巨大损失，如高通（Qualcomm）成为受创最为严重的美国半导体公司，此外还有英特尔（Intel）、赛灵思（Xilinx）和英伟达（Nvidia）等美国公司，这些美国公司都严重依赖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不断加剧的技术战争，必将导致两国高技术领域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可能会对国际贸易、投资和全球价值链造成长期的影响和破坏，同时孕育出新的世界技术竞争及创新格局。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基于全球知识交流的创新领域将遭受严重冲击

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和签证限制，对高度依赖全球化知识交流的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IT行业）造成冲击，而这些创新模式和创新生态是全球人工智能、IT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

2.全球创新格局将深度调整

中美科技战突然中断了中国获得关键技术的来源途径，导致现有创新生态遭受破坏，美国之外的主要供应商将不得不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选择，从而通过供应链的重构，影响全球创新格局。

3.中国将在科技创新的战略性布局调整中孕育新机

中国之前的自主创新战略之所以成效显著，是因为中国深度融入了国际贸易和全球生产网络，为全球获取知识提供了充足的机会，甚至不需要对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进行大规模投资也能够实现增长和繁荣。美国的技术出口限制，虽然减缓了中国追赶“新兴”和“基础”技术的步伐，但如果能够趁此机会做好国家科技创新的前瞻性、战略性布局，必将能够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三、在艰难竞争中寻觅战略机遇

中美战略竞争升级，美国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贸易、科技、外交、人才交流、宣传、军事等方面采取全方位的遏制措施，而且还在不断升级。受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发生深度衰退，预计短期内难以恢复。两种因素叠加影响，中国融入全球创新生态将遭受巨大阻力，全球生产网络和创新格局也会发生重大调整。同时，中国还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制造业价值链转移、社会老龄化等困难。进入创新型国家的前列，将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短期和长期等多重困难，依然任重道远。在这种情况下，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系列讲话精神，研判新形势、把握新机遇显得尤其重要。

（一）当前已经出现数字经济和数字基础设施挺进的战略机遇期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初在浙江考察期间表示：“我们必须抓住工业数字化和数字工业化带来的机遇，加快5G网络和数据中心等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据标准普尔的评估，汽车、化学品、石油和天然气、交通运输、交通基础设施、零售等6大行业风险等级最高，全球供应链中断、需求持续低迷短期难以复苏，预计到2022年-2023年才能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但在全球经济复苏的道路上，中国经济有望率先走出困境，其中电信将最先恢复，预计到2021年能够完全恢复，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数字经济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近期将迎来制造业全球生产网络调整及供应链重构的战略机遇期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亚洲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尾崎春生在《中国的强国战略》中指出，中国在强国战略上最警惕的是与美国“超级体系”碰撞，因此在经济上加强相互依赖关系；在东亚安全、台海等问题上，长期以来，坚持避免实质性对立。中国在战略上强调协调主义、多边主义、地区合作，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构筑依存、合作和多边体制。

中美战略竞争必将出现经济溢流效应（economic spillover），体现为既是危机也是机遇，国际供应链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将被中国自主保障能力替代，为中国推进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中美贸易战和疫情影响的双重叠加，使得全球贸易自由化收益递减趋势明显，聚焦特定区域的价值链体系正在孕育并逐渐成型，产品也将更加接近终端市场，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的作用将被放大，这将有利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有利于形成推动国家创新发展的新动能。

（三）中远期将迎来强化战略性科技力量、实施重大技术创新布局的重大机遇期

确保美国无可挑战的技术优势，已经成为美国对中国战略竞争的重中之重，预计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生态将在一段时期内（5-10年左右）面临很大阻力。为此，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建设，尤其是进一步强化国有经济尤其是中央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在创新生态中的担当和建设科技强国中的使命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央企业在提升“五力”（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中，应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力”和战略“保障力”，系统性地推动实施重大技术创新布局。同时，还要为重整战略布局，着力增强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获得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而集聚力量，迎接重大技术创新布局战略性机遇期的到来。